一名老师两名学生就是一所学校

　　今年45岁的齐永长，目前在深圳开办了一家电子配件厂，在当地是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曾在杨桥镇花山村飞鹅头小学担任过民办教师，那段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子，他终身难忘。

　　大山里的耕读点

　　齐永长告诉安庆晚报记者，飞鹅头小学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附近居住着花山村九、十、十一村民组的40多户村民，他们世世代代与山“打交道”。“这儿离最近的集市也有数里路。”

　　“飞鹅头小学解放初是座私塾，有关部门后来在此设了一个‘耕读点’，算是村小学的‘派出机构’。”齐永长说，这个小学曾涌现一名叫汪秀春的省劳模，学校鼎盛期有20多名学生。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同时把自己的孩子也带了出去，学校慢慢冷清下来，到后来只剩下两名学生。

　　齐永长说，他过去也曾在飞鹅头小学念过书，初中毕业后在杨桥镇螺山小学、鲍冲小学代过4年课。1993年的一个秋天，镇教委一名领导将他从鲍冲小学的课堂上叫出来：“汪秀春老师退休了。你是最了解飞鹅头小学的，如果你不去(教学)，那可就完了。”

　　一所学校只有一名教师

　　10年的时间，飞鹅头小学只有齐永长一名老师，这儿是名副其实的“山高皇帝远”，他完全可以“随意”安排上课时间和教学内容。可齐永长没有这么做，他的课程表与村小一模一样，语文、数学、思想品德、音乐、美术、体育一门都不少，学生的作息时间表里，也有早自习、课间休息、课外活动。

　　在这个寂静的山沟里，齐永长带着学生唱国歌，就知道今天是星期一。

　　飞鹅头小学一直实行“复式教学”。齐永长告诉记者，他秉承了前任老师的教学经验。“由于当时学校里只有两名学生，我就将这两名学生分成两个年级，将黑板一分为二，左边是一年级，右边是二年级。我在教室里不停地走动，一会儿教一年级念生字，一会儿给二年级出算术题，忙得不亦乐乎。”

　　没有一名孩子辍学

　　在飞鹅头小学读书的学生，都是附近花山村九、十、十一村民组村民的孩子。10年的时间，这个相当贫困的村子里，没有一名孩子辍学。

　　齐永长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村子里的孩子不上学，多半是因为家长不重视，甚至把孩子藏起来。他的前任老师汪秀春就采取了与家长“抢孩子”的方法，直接到学生家里去找，找到一个背起来就往学校跑。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没少与家长闹矛盾。

　　齐永长说，到了他来这里当老师时，学生不读书多半是因为家庭贫困，他就拿自己的民办教师工资，替学生垫上书杂费。他每月只有160元工资，很大一部分又花到了学生身上。“我们学校不可能有学生辍学，这里就这么几十户人家，谁家孩子都得我教，哪个也不能丢下。”

　　初中毕业的齐永长深知，要履行教书育人的重任，对自己而言，首要一条是丰富知识，提高教学能力。于是他白天上课，晚上刻苦自学，尽可能地熟悉课本，精心备课，为了上好一节课，他要花一个多小时备课。

　　齐永长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多次向有教学丰富的前辈请教。怎样活跃课堂气氛，因材施教，怎样组织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等，他都要向这些“老教师”取经。为系统地学习教学知识，他参加函授学习，并通过了两学(心理学、教育学)考试和教师资格认证。

　　难舍三尺讲台

　　齐永长清贫的日子一直延续到离开学校到外打工。在飞鹅头小学任教的10年，他一直是“临时代课老师”身份，每月报酬只有160元。

　　齐永长说，为了生活，他砍柴卖、承包鱼塘，日子也就这么挺过来了。这期间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两个弟弟分别在上海、天津搞装潢，每年收入都有10多万。他们多次喊我‘入伙’，但为了飞鹅头小学，我都婉言拒绝了。”

　　后来，全国都在搞民办教师转正，不知道为什么，齐永长却被排除在外。“就是别的小学代课教师所享受的180元补助，在我这里都没有。对此，我有些伤心。这时，正好有朋友在深圳帮我找了份工作，月收入是民办教师的好几倍，我打算到深圳干一段时间看看。”齐永长说。

　　动身的那天早上，一推开门，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一齐涌进屋子。孩子有的抱腿，有的拉手、哭着说：“老师，你走了，谁教我们呢?”家长们搓着手，笨拙地说：“这些年，你吃苦受罪，为的是啥，我们心里有数。”

　　齐永长把孩子们搂在一起，一个个抱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抱起来，眼泪夺眶而出：“老师哪儿也不去，快回去吃饭，一会上课。”

　　由于特殊原因，2004年，齐永长离开学校到深圳一家工厂打工，后到亲属开办的电子厂上班。2006年，他自己开了一家电子配件厂，效益很好，如今一家人都已搬到深圳居住。

　　如今，齐永长在深圳成了一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牵头成立了中共杨桥镇驻深圳“流动党支部”和“流动人口服务中心”，为在深圳打工的家乡人，提供服务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