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乾

 

王兆乾（1928——2006），男，山东临沂人，1928年4月生于济南市，本名济生，字兆乾。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安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戏曲学会理事，中国戏曲音乐学会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副会长，黄梅戏研究会总干事，国家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这些头衔和荣誉，也许代表着社会对他的艺术和学术成绩的肯定，但无法体现他特立独行的品格和他寻寻觅觅不懈追求的探索精神。

他第一个用现代简谱记录黄梅戏唱腔（1948）；第一个将黄梅戏曲调应用于现代革命题材大戏（1949）；第一个用现代音乐理念改革黄梅戏音乐；第一个向新中国国民介绍鲜为人知的皖江乡村艺术黄梅戏（1950·北京《新戏剧》）；第一部黄梅戏研究专著《黄梅戏音乐》也是他的手笔（1952——1957）；他还从回收站的废纸堆里淘出了一批青阳腔（岳西高腔）失传剧本，又记录了大量曲谱；他又是新中国第一个发掘和介绍傩戏、傩文化的开拓者（1953·上海《文艺月报》）。

青年王兆乾有着自己的抱负和追求：“曾醉心于寻觅回荡着奇妙旋律的神圣殿堂，也曾憧憬过摘取缪斯头上璀灿的桂冠；在风急雨骤的年代，我更倾慕过沙场上的英烈，追随他们的足迹，甘愿抛洒满腔热血……然而，生活并没有为我渲染出慷慨悲歌的场景，也没有为我树立起传诸后世的丰碑，只是悄悄地把我送上了曾经被人投以鄙夷目光的戏曲舞台……是革命风暴把我这滴细微的水珠，洒落在在大别山崇山峻岭”。②

1947年初夏，十九岁的王兆乾正在贵阳师范学院音乐系读书，因为参加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遭到盯稍、追捕，便和几位学友相约北上。九月，辗转来到大别山，投奔刘邓大军，被分配在三纵文工队（渡江后改名三兵团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就是这年冬天，他第一次看到山民们演出的黄梅戏，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刘邓大军是从太行山南下的，三纵文工队成员也多是山西、河北、河南人，而王兆乾则是山东人；他们演出的节目，也都是北方解放区的新歌剧、秧歌之类，舞台语言都是用普通话或北方方言；而皖西南山区的老百姓，连地方官话听着都很困难。王兆乾从热情观众的脸上看到了些许困惑，便去走访，他听到的回答是：“好是好，就是不很懂。”于是他想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倡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觉得“大军转战千里，就应该‘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从此，他“开始了集腋成裘的采风工作。每到一处，总要打听这里会唱什么歌，什么戏。从妇女的摇篮曲到山头的过山嗷，从黄梅调的每种曲调到古老的宗教音乐……”③他要从这些粗沙中淘洗出金粒。

 

 

1949年4月，安庆解放，王兆乾被分配在军管会担任教育行政科长兼团委宣传部长和人民教育馆长，这其间，他又经常利用工作之暇去找老艺人记谱，演出时，他就坐在后台衣箱上记录。后来，他记下了一连串名字：丁永泉、潘泽海、查文艳、胡玉庭、胡遐龄、龙昆玉、左四和、严凤英、王少舫、潘璟琍、张云风、吴来宝……④

在上一年（1948），他就与辛鹰合作，把李季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改编成剧本，用西北的眉户调演出。1949年9月，他又着手用黄梅调编写曲谱，并主持军区文工团排练，挑选桐城人汤桃饰主角李香香，他自己出演王贵爹，于当年冬天在安庆公演，接着（1950年春节前后）又沿着安合路到农村巡回演出。虽然他们有些演员的安庆话讲得很瘪脚，黄梅调也唱得不很地道，但演出仍然受到各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时群众还拦路放鞭炮迎接，甚至不顾文工团的预定计划，抢到灯、箱就往自己村里抬。这位外乡人搞的第一次黄梅戏艺术实践，就获得了安庆人民的首肯，“他们承认了这是他们自己的艺术”，以至他到老都忘不掉“这是我学习、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次难忘的实践。”⑤历史也证明，这次部队的文艺实践，使“黄梅调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对地方黄梅戏的发展是很好的促进”。⑥

1952年夏秋之交，华东文化部决定调黄梅戏赴上海演出，安徽省文化局派员到安庆选演员，挑选几个传统折子戏和赶排两个现代戏。王兆乾被抽调参加，他的任务是为现代戏《新事新办》和《柳树井》作音乐设计。11月间，安徽黄梅戏在上海的演出，引起热烈反响，各大报纸争相评介。对《新事新办》和《柳树井》两个现代戏的反映是，创作者们没有把艺术遗产当作包袱，而是“大胆的向新歌剧学习，追求新的表演形式”，又“丝毫没有‘话剧加唱’的感觉。唱腔、道白都朗朗生动，浑成自然”，“又有着那样丰富的生活经验，带着那种生气勃勃的泥土气息。”⑦

作为黄梅戏音乐工作者，由他编配唱腔音乐的剧目还有《海上渔歌》、《窦娥冤》、《两个苹果》、《金印记》、《赵桂英》、《红灯志》、《推车赶会》、《金沙泉》、《金狮子》、《血防线上》、《探亲戚》、《野姑娘》、《送绫罗》等等。不能不提的是，他自己在不得不提起这些成绩的时候，从不称为“创作”或“作曲”，即便是在自传、个人简介和回忆录中，也都是用“配曲”、“编曲”、“音乐设计”这样的语汇。

王兆乾还是一位剧作家，而他对自己总是那么吝啬，轻易不肯以作家自许，连“编剧”一词也不愿单独使用，在自我简介中，他说的是“参与编剧”。他“参与编剧的黄梅戏作品”，除《王贵与李香香》外，主要的还有：《洪波曲》、《女驸马》、《赵桂英》、《钟声嘹亮》、《红灯志》、《金沙泉》、《血防线上》、《金殿审妃》等。其中《女驸马》一剧，先是由安庆地区黄梅戏剧团排演，麻彩楼、王鲁明等主演，于1958年12月参加安徽省第二届戏曲会演，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1月，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排演《女驸马》，根据省委和省文化局要求，由陆洪非执笔进行再改编，严凤英、王少舫等主演；同年秋，又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女驸马》成为黄梅戏经典剧目“老三篇”之一。

提到《女驸马》，身为第一改编者的王兆乾，却从不曾表现出多少自豪与骄傲，也未见他因为电影银幕上没署他的姓名而愤愤不平，而总是感慨万分地念叨起另一个更加陌生的名字——已故的民间老艺人左四和。

早在1947年冬天，他就在大别山区一个祠堂里观看农民演出时认识了左四和，并且想记录左的唱腔。但那时三纵文工队要随部队转战，而左四和又是地方上的村干部，大家都很忙，所以他虽然记录了成百人上千份的民歌和民间戏曲、音乐曲谱，却偏偏没有左四和的。

解放后，他多次托人打听左四和，捎去口信、书信，直到1957年，左四和才接到他的信，急急地赶到安庆与他会面。一对老战友阔别重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数日长谈之中，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记下了左四和的唱腔，并录了音。左四和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三个黄梅戏传统剧抄本送给了王兆乾，其中就有《女驸马》的原始本《双救举》。

王兆乾又是黄梅戏研究的开拓者。他的理论研究是以材料为基础，是从田野考查和舞台艺术实践起步的。除战争年代艰辛地广泛采风，和《王贵与李香香》的第一次黄梅戏艺术实践外，1950年前后，他几乎走遍了黄梅戏流行的安庆周边所有县份：江北的怀宁、桐城、岳西、太湖、宿松，江南的至德、东流、青阳、贵池、铜陵，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53年秋，他又同陆洪非、卜炎一道，往江西的九江、德安、瑞昌、永修、武宁、南昌、湖口，湖北的广济、黄梅等县，走乡串村，进行深入调查。当年，他完成了《黄梅戏音乐》初稿，由安庆市文化馆油印成册；1957年7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第一部黄梅戏的音乐和理论研究专著。

本书第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详实，仅荟萃于本书的黄梅戏音乐曲调（不包括论述中的例曲）就有：

　　打击乐（锣鼓经和锣鼓曲牌）４２支

　　管弦乐曲牌１０支

　　花腔５０目１３９曲

　　正本戏唱腔１２类１３５曲

这项广泛搜罗，完备集中，精扒细梳，分类整理的工作，此前连黄梅戏艺人们自己也没有做过。

本书的第二大特点是，第一次对黄梅戏演唱实践经验进行了理性的总结。第三大特点是，第一次以艺术规律的视角探讨了黄梅戏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作者对黄梅戏源流的探寻，不是着力去考证具体的年代、地点和人物，而是注重分析形成黄梅戏的各种艺术元素，以及这些艺术元素从各自独立存在，到以单个元素演唱小故事，再到多元素综合以表演故事乃至表演复杂的长故事，并逐步丰富和发展，这一过程，从而勾划出一条清晰的艺术发展路线。

从艺术发展道路上，作者对大别山区“草台班”、三省交界处乡镇班社与安庆职业剧团的演出，以及剧目与唱腔，作了多方面的分析比较，勾勒出黄梅戏由歌到舞到戏，由小到大，不断丰富、创新、发展变化的轮廓，指出，以安庆为中心的黄梅戏，比起采茶戏，“在形式上有了根本的变化，具备了安徽西部的地方风格，成为这一带人民所喜爱所熟悉的地方戏了。因此，它与现在流行在黄梅的采茶戏已经不同了。”⑧

王兆乾一生命运多舛，际遇坎坷，但他对黄梅戏和皖江文化的探索与追求却从未停步。而在探索与追求之中，我们看不到他有丝毫门户之见，也很难找到角名逐利的痕迹，倒是多见他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千寻万觅所得而视若珍宝的资料，毫无顾忌地公开自己深思熟虑所得而尚未成文的分析和见解。他只求事业能成就，只图研究有成果，至于署谁的名，谁署名在前，甚至于由谁来做，成果属谁，似乎都是无关紧要的。

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位老艺术家共同倡议并参与创办了第一份，至今也还是唯一的一份黄梅戏专业刊物《黄梅戏艺术》。《黄梅戏艺术》第一任主编是原安徽黄梅戏学校校长马兆旺，而具体的筹办、组稿、编辑、乃至校对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他一人承担，我们在许多期刊物看见他的署名前的头衔却只是“责任编辑”或“本期责任编辑”。

《黄梅戏艺术》辟有“黄梅戏系统工程”、“传统剧目研究”、“戏剧评论”、“创作札记”、“语言和音韵”、“表演艺术”、“导演艺术”、“音乐研究”、“舞台美术”、“艺术教育”、“他山之石”等众多栏目，还曾开设“大学生论黄梅戏”专栏。该刊数任接力，辛勤二十余年坚持不懈，至今已出满百期，其间还组织了多次专题讨论和论争，影响较大的有：关于“戏曲危机论与消亡论”的论争，“黄梅戏与黄梅歌”的论争，关于“黄梅戏系统工程”的讨论，“梅开二度”和“梅开三度”的讨论等等。

80年代中期，他又参与筹建黄梅戏研究会，1985年9月6日在合肥成立，兰天任会长，柏龙驹等九人为副会长，而他则当了个副总干事。此后，研究会先后于1986年12月在安庆，1987年7月在合肥，1992年10月在安庆举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1995年12月在合肥，又同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共同举办了黄梅戏表演艺术研讨会。

早在1954年，他就从岳西一个回收站的废纸堆里淘出一批罕见的旧剧目抄本，如获至宝，加上他多年来采集记录的岳西民间“围鼓坐唱”曲谱和池州青阳腔剧本与曲谱，他确信这些就是青阳腔。不久，全国性民间文艺普查时，他把这些材料公开，参与并促成了岳西高腔的发掘。1959年，岳西剧团成立岳西高腔小组，他又介绍池州青阳腔老艺人潘双贵去教戏。80年代，他把珍藏的全部资料交给班友书先生整理、研究。（班先生自1958年起就和他一道开始了对青阳腔和岳西高腔的调查研究工作。）1991年由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安庆市黄梅戏研究所、池州地区文化局、青阳县文化局合编成《青阳腔剧目汇编》出版（安徽省内书号：91·021；总编校：班友书、王兆乾；编辑：郑立松、汪兆称、王敏、谢清泉、汪同元）。1994年，他又把珍藏的池州目连戏抄本和明刻本郑之珍目连戏，以及湖南辰河高腔目连戏与江西弋阳腔目连戏的油印本，都交给王秋贵整理、点校、研究；1999年2月，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出版《安徽池州青阳腔目连戏文大会本》（王兆乾、王秋贵校订）。

1953年，王兆乾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贵池傩戏》一文，他又是新中国第一个关注傩戏、傩文化并公开介绍的开拓者。80年代，他四处奔走呼号，促成了全国傩戏学研究会的成立，吸引了海外多学科学者的关注，形成了影响深广的傩文化热。此后二十余年，他从正月初三、四到元宵节，基本上都是在池州山村里考查，有几年还是同山民们一起度除夕，过春节。他先后应邀赴台湾以及德国、韩国、新加坡的高等学府介绍、讲授黄梅戏和傩戏、傩文化。晚年，他发表、出版的关于傩戏、傩文化的论文、专著，字数以百万计，他的声名传誉已经超出国界，这倒是他始所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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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文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5月北京第1版，第147页。

② 王兆乾《我开始搞黄梅戏的时候……》，《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安庆徽剧黄梅戏史料专辑（下册）》，政协安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安徽省新闻出版局A.90,129号，1991年4月，第125页。

③ 同上，第127——128页。

④ 同上，第129——131页。

⑤ 同上，第132——133页。

⑥ 陆洪非《黄梅戏源流》，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279页。

⑦ 同上，第291页。

⑧ 王兆乾《黄梅戏音乐》，安徽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