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当跟记者说起儿子肾移植的事时，61岁的董维传忍不住老泪纵横，“我们一家大小都瞒着儿子，要不然儿子拼死也不答应。”

　　今年32岁的董景春是家中的长子，和父母及四个妹妹居住在无为县严桥镇。“这孩子6岁时腿脚落下了残疾，自尊心特别强。”董维传说，刚开始孩子身体不好，还不愿意去医院检查，去年确诊为尿毒症后，一家人的天都塌了。“尤其是他妈妈，身体也不是很好，这一年来我们陪着儿子到处求医，她眼见着头发就白了不少。”

　　“医生告诉我们，治这病，要么透析，要么换肾，费用都是吓死人的高呀，我们家是农民，这一年来为儿子治病就花了十多万，这次手术费我还是把家里的房子抵出去，家里亲朋好友东拼西凑才凑出来的。”

　　董景春的二妹告诉记者，家里几个姐妹都争着把自己的肾脏捐给哥哥，可父母都不同意。母亲瞒着哥哥，说来医院治胆结石，所有的化验都不让哥哥知道。“做手术那天，哥哥还问妈去哪呢，我告诉他妈治胆结石吊水去了，然后转过身抹抹眼泪。”

　　这几天来，武警医院肾移植中心的医生、护士都形成了一种默契，在董景春面前绝口不提捐献肾脏的来源，合力帮助这位母亲完成自己的心愿。

　　肾移植手术进行得非常成功，目前小董的情况已渐渐好转，身在隔离病房的他眼下最大的心愿就是见母亲。

　　“妈妈，谢谢您！”

　　“病好以后，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想为母亲做的？”

　　“我想任何言语、任何行动都不足以回报母亲对我的恩情，我最想说一声：‘妈妈，谢谢您！’”

　　这是记者在省武警医院与汪李宝的一番对话。一个多星期前，26岁的汪李宝也在这里接受了肾脏移植手术，如今，母亲桂菊林的肾脏在他身上健康地“工作”着。

　　家住桐城新渡的桂菊林今年44岁，丈夫是一位小学教师，勤劳朴实的她在家务农，供儿子在北京读书。“去年大年二十八，儿子被确诊为尿毒症，医生告诉我们换肾的话可以用亲属的肾脏，我马上就提出用我的肾。”手术后恢复良好的桂菊林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当时这傻孩子怎么也不同意，家里人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干，非要等合适的肾源，可我们哪等得起啊，每透析一次都抵得上我们家半年的收入。”

　　“这孩子脾气倔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要给他捐肾，他不干，当时还在家绝食了五天，就是不同意。”桂菊林叹了口气。当记者问到后来为何他同意母亲捐献肾脏时，这位健谈的母亲却转过脸去，久久不说话。

　　手术结束后，桂菊林稍微能活动，就想去看儿子，想站在儿子隔离病房的门口，看上一眼，哪怕是儿子和她招个手也好，但医生一直没有同意。

　　昨天下午，经医院同意，母亲桂菊林终于可以看儿子了。走到儿子的病房外，桂菊林脸上挂满了笑容，手术后第一次见到妈妈的汪李宝心情更是特别激动，不顾自己正在输液，说什么都要起来。护士只好拿着他的输液瓶，扶着他走到门口，深情地喊了一声“妈妈，谢谢您！”，妈妈一把抱住了他。

　　桂菊林无限怜爱地看着儿子，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帮儿子理一理衣领。然后就握着儿子的手，开心地说起了悄悄话，还笑着在儿子脸上亲了一口。病房内外顿时洋溢着浓浓的温情。

　　“儿子我不救谁来救？”

　　3月27日上午8点多，26岁的房龙亲眼看着母亲倪晋香被推进手术室，2个小时后他也被推进手术室，接受肾移植手术，“这两个小时中，我的心都要碎了。”

　　房龙家住桐城卅铺镇，家中还有一个妹妹，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去年房龙从乌鲁木齐回家后，竟被确诊为尿毒症，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一家人都呆了。从安庆到合肥，一家人跑遍了各大医院，而得到的结论都是一样：只有换肾。

　　“当时武警医院没有合适的肾源，我们只有回家等。可是等的时间越长，花的费用越大，我们家拖不起。”房龙躺在病床上叹了口气，盯着天花板眼睛眨了眨，“我在家等了20多天，母亲坐不住了，提出要把肾移植给我。”

　　记者见到在病床上的倪晋香，她说：“我是母亲，我的儿子我不救谁来救？”说着泪水就流了出来。

　　房龙的父亲告诉记者，当时房龙怎么也不同意，家里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出面劝他，他还是不松口。直到一个月前，一家四口开了一次“家庭大会”，父母都哭着求他，他才流着泪艰难地点了点头。

　　前天，当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房龙的心就分分秒秒地受着煎熬。“我当时就想着，万一手术失败，连累了母亲，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母亲的恩情我一辈子都还不完。”

　　两个小时后，他进了手术室。直到手术结束他苏醒过来，得知手术成功母亲安然无恙，他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病好以后，我要多陪陪妈妈，以前我总喜欢天南地北地闯荡，现在我要多留在妈妈身边。”房龙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