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张轼：经历两次反“扫荡”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90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复兴，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著贡献。

　　人民军队砥砺奋进的90年，凝结着坚定理想信念、优良革命传统、顽强战斗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鼓舞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和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报即日起，开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专栏，刊发相关纪念内容，展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形象，激励后人在新的起点上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战歌激起从戎志，少小挥戈卫故乡。”抗战时期，在这首战歌的鼓舞之下，无数有志之士加入了人民军队，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也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出自己的一切。7月28日上午，安庆晚报记者采访了新四军老战士张轼。

图为新四军老战士张轼

　　15岁加入新四军

　　1923年5月，张轼出生在安徽舒城县千人桥，父亲曾创办过报纸，后在中学任教。父亲对张轼的期望是成为一名“教书匠”。

　　1938年春夏之间，侵华日军攻占了合肥一带，战火烧到了张轼的家乡。由于受日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正在舒城县第一高级小学读小学6年级的张轼只好失学回到家乡。“那时，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到处都激荡着抗日救亡的歌声，我为此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张轼告诉记者。

　　在东进的新四军来到家乡舒城县后，张轼便萌生了加入新四军的想法。“时任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副团长汪道涵对我说‘孩子，你还没有枪高，肯定扛不动枪。我们现在不招许多人，你还是回去吧’。”张轼说。

　　不甘心的张轼继续与汪道涵“纠缠”。汪道涵问：“你会写毛笔字吗?”张轼回答：“从小就会!”汪道涵遂让张轼到宿舍去写一张小传，内容是姓名，家庭成员等。

　　“他看了我的小传就说，是从书香家庭走出来的吧?会写大字吗?”张轼又答：“斗大的字都会写!”就这样，张轼加入了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战地服务团，成为一名新四军团员，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那年他只有15岁。

　　“我的职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在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张轼说。

　　历经两次“反扫荡”

　　战斗的岁月是艰苦和残酷的，时刻都面临着危险。

　　张轼告诉记者，抗战时期的六合城，是日本侵华的政治中心——南京外围的重要军事据点。日军驻有重兵、派有许多特情人员，其特务机关，被群众称之为“红布(部)”，专门屠杀抗日军民，老百姓谈虎色变。八百桥是六合城东一个较大集镇，当时县城被日伪占据，南边是东沟区，也是日伪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残余势力仍然存在。张轼所在的新四军刚到六合的时候，环境十分恶劣，斗争残酷。

　　张轼说，在六合县，竹镇区是比较巩固的后方，他所在的县级领导机关都住在竹镇东的仇庄等几个大自然村里。在1940年9月的反“扫荡”中，上级领导指示县级机关单位的同志到镇北三里的一个自然村前集合。“这个村紧挨大路，人员熙熙攘攘地坐在广场上听章策区长讲述敌情动态的时候，竹镇方向的敌人骑兵突然袭来。没有听到我方哨兵阻击的枪声，敌人就到了眼前，向章区长开了一枪。章区长的面部被打中，应声倒在了地上，现场是一片惊愣。顷刻，我们的区队立刻反击，与敌人进行迂回战。几个小时后，敌人丢下了几具尸体后逃跑了，而我们除了一人受伤外，其他没有一点损失。副区长于远同志马上代理了区长的职务，将伤员送到了后方医院，带领大家转移到了西北的丘陵山区。”

　　在六合县，张轼还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的王榕一起，创办了《新六合》报。“一兵一将办张报”，他们利用钢板、铁笔、油印机等简陋的设备办起了当时淮南地区唯一的一份县级油印小报，极大鼓舞了广大干群的斗志。

　　1942年午收之际，盘踞在定远城的伪军大队长蒋明珪率部200余人，向凤定嘉县境之棠店、桑涧等地扫荡，抢劫粮食。张轼和战友们一起，帮助抗日军民“坚壁清野”：在房屋里不给敌人留粮食;在田野里不给鬼子留庄稼。伪军遭到了张轼所在的独立二团和区乡游击队的迎头痛击，被迫龟缩在定远城内。张轼当时还赋诗一首：“人民战争显神威，日伪城中紧被围。愿我枕戈诸义勇，瓮中捉鳖蒋明珪。”

　　参加“火攻红心铺”

　　同年秋末冬初，张轼参加了对驻守在凤、定、嘉县凤四区红心铺的日伪军据点的三次攻坚战，第三次为“火攻红心铺”。红心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是定远城日伪连接蚌埠、滁州的一个重要据点。

　　张轼介绍：“早先驻有日军的一个小队，后因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为确保其铁路和交通线的安全，日军不得不将其驻守的据点作适当的压缩，将一些次要的交通线上的据点交由伪军驻守。”

　　红心铺据点中的伪军头目气焰嚣张，公然捕杀我方联络人员，坚持与人民为敌。为了尽快地除掉这颗毒瘤，张轼所在的团选择了一个深秋的夜晚，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悄悄地将该据点团团包围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人展开了分割包围后，将他们各个击破。外围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纷纷投降，而少数敌人躲进了大碉堡，负隅顽抗。

　　“当时我们的武器十分的落后，只有步枪、手榴弹和几挺轻机枪，缺乏重型武器。而敌人的碉堡火力密集。突击队员一靠近敌堡，就会遭到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攻击，伤亡较大。”张轼说，对此，团指挥部马上召开了“诸葛亮会”，召集大家商量办法，最后决定用“土坦克”来克敌制胜。“我们从老百姓家里借来十几张大方桌，一字排开，把方桌的前后腿捆在一起，再借来十几床棉被，浸水后铺在大方桌上。突击队员就钻在桌子底下一起抬着桌子一步一步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拿下了一个又一个敌堡。”

　　回忆起那场激烈的战斗，张轼十分激动。他说：“到最后还有少数敌人拒绝投降，躲到了碉堡的二、三层上继续顽抗。当地老百姓抱来柴草、干辣椒塞在碉堡的底层，泼上煤油，点燃之后，敌堡顿时一片火海。浓烟将敌人呛得无处藏身，只好用枪挑着白布条投降。当敌人按照我方命令将武器从碉窗内一一丢下来后，我们使用一根长竹蒿子靠在二楼窗口，让伪军们一个个从蒿子上滑落下来，只有几个负隅顽抗的头目不肯投降，葬身火海。”

　　从1938年参加新四军，张轼一直坚持着“背井离乡前线赴，凯歌不奏不还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指定张轼为“应征壮丁”，必须马上回家。张轼的母亲迫于压力，就对外谎称“张轼已经亡故”，并且特制了一块“牌位”供在室内以掩人耳目。直到解放后，张轼回到老家后，才见到了头发花白的老母亲。

　　忠诚奉献到白头

　　1948年底，张轼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江淮军区第四分区政治部工作，后因病回家修养。1950年转业后又先后担任了舒城县府秘书、六安专区副科长、省直党委常委等职务。1980年，任安庆市政协党组副书记，直到1989年离休。

　　离休后的张轼，始终活跃于文坛，学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赢得了学界广泛赞誉。其著有《九华山简史》、《古今诗家咏九华》、《九华山史话》等著作。张轼的爱国主义诗词，经常被出版社收录。前不久，他还收到某出版社寄来的版前校审稿，将他的诗词收录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而出版的《红色赞礼》中。

　　回忆起那些战斗的日子，张轼老人感慨万分。他经常教育后代，要牢记革命的历史，珍惜今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