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蜗居斗室到宽敞新居 朱盛科圆了“宜居梦”

　　从在市中心一家四口人挤在一个门面楼里，每天忍受马路上嘈杂鼎沸的人声、车声;到被安置在6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大杂院”;再到住进单位统一提供的宿舍楼，总算有了自己的家……朱盛科没想到，在自己年近七旬的时候，竟然还能拥有一套崭新的商品房。

　　改革开放后，朱盛科的住房实现了“三级跳”。从蜗居斗室到宽敞新居，朱盛科“宜居梦”顺利变成现实。

　　图为朱盛科夫妇俩在新居。

　　年近七旬搬入新居

　　48寸的液晶电视、最新款的圆柱形柜式空调、点缀着黄色花纹的大理石瓷砖、镶嵌着各类图案的推拉移门……一走进朱盛科的家，他就按捺不住地带着记者四处参观，虽然考虑到生活习惯、年龄等因素，家中并未装潢得特别奢华，但在朱盛科看来，这就是他的“豪宅”。

　　“我这个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格局好，你看客厅、房间、厨房、卫生间设计得都特别合理。从我这个八楼阳台往外看，视野也不错。真是没想到，老了老了还能住进这么套好房子。”即便已入住一年，朱盛科仍抑制不住喜悦。

　　朱盛科出生于1950年，爱人刘芙蓉出生于1964年，两人仅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浙江工作。朱盛科现在的家位于经开区菱北街道天柱社区下辖的中南世纪城小区1号楼，两室一厅的房子面积有82个平方米。对于儿子长期在外、“留守”在家的老夫妻俩来说，这个面积已经完全够住了。

　　两个房间，朱盛科和刘芙蓉住一间，另一间摆放上了儿子的结婚照，留给他们过年回来时居住。从家用电器的选购、到家居用品的摆放，无一不体现这对老夫妻的细心。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移门洒进客厅，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整个气氛温馨和谐。

　　刘芙蓉对于这套房子的感情深切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朱盛科，“她退休后也不怎么出去玩，天天就是在家搞卫生，我们两个人根本没有那么多卫生要搞，她就把地反复拖，柜子反复抹，生怕落了一点点灰。”朱盛科说。

　　2016年，朱盛科通过拆迁政策被安置到了中南世纪城小区，在原住房面积的基础上，另加了14万5千元购买下了这套住房。2017年4月拿到房子钥匙的朱盛科马上着手装潢;2017年9月，朱盛科终于告别了“草屋陋室”，搬入了小高层新居。

　　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电影《没事偷着乐》中有两个场景让人印象深刻：一家老少挤在一间屋子里，要住上下铺;一大早起来，抢着上厕所……说起自己住房的变迁史，朱盛科向记者提起上述片段，因为这让他感同身受。

　　1950年，朱盛科出生在龙山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处的一间临街门面房里，楼下是父亲经营机械修理生意的场地，阁楼上挤着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一家四口人。

　　朱盛科回忆，由于龙山路、人民路那时就已非常繁华，所以这间临街门面“吵到不行”。行人的说话声、脚步声、行车声……声声入耳，再加上阁楼狭小，“根本没个家的样子。”

　　就在这样一间门面房里，朱盛科生活了30多年，直到迎来人生第一次征迁，住房条件才得以改变。

　　1980年前后，由于龙山路的建设需要，朱盛科的家被征收，当年，朱盛科一家被安置到了花亭新村。“花亭新村那个房子是60平方米，我跟我哥哥一人一个房间，我妈在客厅睡，也有点挤，不过跟之前那个比起来已经很好了。”

　　对于这套房子，朱盛科感觉像个大杂院，“之前我们住门面房，独门独户的;到花亭新村后住楼房，突然一下子左邻右舍冒出来那么多人，小区里面的人没几天就都熟了，天天热热闹闹的，像个大杂院。”

　　但在这个大杂院里没住几年，朱盛科的人生再次迎来改变。

　　拥有人生首套住房

　　上世纪80年代新住房时代开始了。

　　1984年，朱盛科进入安庆市电焊条厂从事机修工作，同年，他与爱人刘芙蓉结婚，考虑到现实需求，朱盛科向单位申请分房。

　　由于是技术骨干，再加上组织关照，朱盛科很顺利地在厂里买到了一套4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虽然那套宿舍3户人家共用一个卫生间，但对于朱盛科来说，总算拥有了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套宿舍一室一厅，先开始我们两个人住，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是自我儿子1986年出生后，那个房子就明显‘变’小了，孩子越长越大，生活中的各种不便也越来越多。”朱盛科说。

　　住房变迁见证幸福

　　上世纪90年代末期，朱盛科的儿子读中学，为了不影响孩子学习，朱盛科夫妇在房子后面盖了个12平方米的铁皮棚子给儿子做房间。

　　“之前他都是跟我和他妈妈挤在一个屋子里睡，那个铁皮棚子搭起来后，他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喜欢得不得了，还跟我说就这样就够了，就满足了，不需要更好的居住条件了。”

　　2013年，经开区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安庆市电焊条厂，虽然彼时该厂早已停产，但在厂房内还生活着不少职工，其中就包括朱盛科。

　　“棚改拆迁我们肯定高兴，当时政府部门跟我们承诺了，三年还房，中间给过渡安置费，然后我就跟我爱人在外面租了三年房子，2016年经开区建设局把我们安置到了中南世纪城。”朱盛科告诉记者。

　　作为中南世纪城第一批安置户，朱盛科和他的十余位同事选购了同一个单元楼，上、下、左、右，门对门，彼此互相照应。仍然是谁家有个什么事喊一嗓子就过去帮忙;谁家做了好吃的，就敲个门送点过去，但从“居者优其屋”到“居者有其屋”再到“居者乐其屋”，回首“朱盛科们”的住房史，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住房的面积、条件，更多的是他们生活的幸福感在政策的红利下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