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渔上岸的路有多长

　　目前，传统渔民转产转业已是大势所趋。

　　2017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为保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要“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

　　2018年，为切实抓好江豚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我市制定“一船一策”任务清单，加快减船退渔速度，到2019年底，长江安庆段干流将实现无渔船;2020年起，长江安庆段干流将全面实行全江段常年禁捕。

　　告别渔船，转产转业，是所有渔民都要面对的问题。何去何从?有人早早就写上了答案，开始尝试新生活;有人则迟迟给不了答案，彷徨不知所措。

　　转产转业

　　摸索中开始新生活

　　在企业务工、从事长江航运、三产服务……提早“退捕”的渔民，在摸索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早上6点半出门晚上5点半回家，是53岁的渔民徐红旗现在的生活。从前，打渔的时候，他是下午4点钟出门，凌晨5点钟回来。

　　“在石化厂做些土建类的小工，不固定的，工钱按天算，170元/天，中午的盒饭钱(10元)得自己掏。下雨天干不了活，没接到工程也没活儿干，上个月我也就做了16个工。”徐红旗告诉记者，他从去年下半年就不打渔了，身无所长，只能找些小工做。

　　徐红旗家住大观区海口镇河港社区，16岁开始跟着父亲在皖河打渔。儿子19岁时，妻子生病去世，儿子便上船帮他捕鱼。“河里的鱼越来越少，去年打渔，生活都负担不起了，只能上岸谋生。”徐红旗说，儿子进了工厂，工资不高还总加班，不能适应，总吵着要回来。但他们无田无地，想要生活下去，他只能劝儿子再忍忍，他自己也在努力适应打工的生活。

　　徐红旗转业颇有些无奈，而周换根则多了几分主动和幸运。56岁的周换根家住大观区十里铺乡袁江村，在长江上打了48年的鱼。长江经济带要开展生态保护，他知道渔民“退捕”是迟早的事儿，2017年，当村长告诉他，新组建的安徽省长江环保协会巡护队要招渔民时，他立马就报了名。最终，他和村里另外6名渔民成功入选，他们自愿退出渔业捕捞，成为长江守护者。

　　“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不过，如果接到举报，有时候夜里也会出去。”现在，周换根有了较为固定的上下班时间，日常工作是出江巡逻，或是骑车沿着江岸巡逻。

　　“作为老渔民，我对长江非常熟悉，在巡护时，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非法捕捞。”周换根说，巡护队的工作，一年收入只有3万多元，虽然不及打渔的一半，但他喜欢现在的工作，可以继续在长江上，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还可以保护长江、守护江豚，他觉得非常有意义。去年，周换根和同事还被派到位于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授受用设备观测记录江豚和为受伤江豚进行简单救治的技巧。

　　“去年，巡护队又增加了7名渔民。”周换根说，打渔的生活虽然自由、收入高，但毕竟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既危险又不稳定，大家还是更喜欢现在这样稳定的生活。

　　退出捕鱼，但同样不愿离开长江的，还有渔民王五八。王五八也是袁江村人，在长江上捕鱼已超过30年，长江即将全面禁捕，王五八决定转产搞水上运输。去年，他在村里的帮助下，办贷款置办了货船，水上运输业务搞得风生水起。

　　王根德早在2013年就与袁江村的12名渔民一起成立了安徽省首个以渔业捕捞为主的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长江渔业捕捞、渔业安全救助、渔场清障、码头服务等工作，现在合作社有2条400多吨的船，每个社员年收入7~8万元。“打渔收入依然可观，好的时候一年能挣十来万。”王根德说，虽然对打渔生活有颇多留恋，但长江即将全面禁捕，他们下一步也只能转产到码头服务。他希望能换个更大的船，承接更多服务。

　　舍渔上岸

　　几多留恋几多彷徨

　　全面禁捕即将到来，但更多渔民仍在原地等候。渔民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年龄在40周岁以上，大多数只有捕捞一种技能，且受自身素质限制很难掌握新谋生技能。

　　1月18日，大雾天气，袁江村渔民余海生和他的两条船都被困在了家里。

　　今年40岁的余海生，读过高中，在渔民中文化程度算高的，他18岁跟着父亲上船捕鱼，活跃在长江和内河上，2012年，他有了现在的两条船，一条17米长的大船和一条小的生产船。

　　“这段时间，每天打渔收入有三四百元，前段时间有江蟹捕捞，每天收入上千元。”余海生喜欢打渔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打渔自由，来钱快，需要用钱时，出去一趟，回来把鱼获卖了就能拿到钱。”

　　余海生的父母皆已70多岁，但两位老人还会经常出江捕鱼。“我们家没有田地，爸妈说住在岸上着急，更愿意出去捕鱼。他们打得少，但维持俩人的生活足够了，他们这也是想为我和弟弟减轻负担。”余海生说，女儿正在读初中，妻子需要照顾女儿，全家的生活都得靠他打渔来维持。

　　两年前余海生便听到了长江要全面禁捕的消息，之后村里陆续有人“退捕”，有人进了工厂，一个月挣三四千元;有人在江上跑起了运输，一年能挣20多万元。余海生也开始了盘算，进工厂吧，不自由，月底才能拿到钱，着急得很;跑运输，一辆货船最少也要几十万元，自己拿不出这么多钱……思来想去，他还是觉得打渔好。但禁捕越来越近，他要担心的也越来越多，“不能打渔，父母就完全没有了收入，他们的养老压力全压在了我们肩上。上有老，下有小，我该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在安庆渔港码头，记者遇到的渔民操白玉忧虑更甚。时间临近中午，江上的大雾依然没有消散，在渔港码头停着的数十条渔船上，只看到了操白玉夫妻俩。丈夫在江边洗菜，操白玉在船上做饭。

　　“我们在岸上没有家，只能住在船上。”操白玉说，她和丈夫从前在外打渔，20年前才回到安庆。之前有帮助渔民在岸上安家的政策，但他们出外打渔没赶上。

　　“近来天气不好，我们有一个星期没出去了，下午准备出去打渔，所以早早就开始做饭。”操白玉突然想起船舱里还烧着水，赶紧进去关了火，又很快跑出来跟记者接着说，船上的生活是真苦啊，这冬天，冷得很，船上没有无线网，又没有电视，就在甲板上晃晃，枯燥得很。夏天又热，真是煎熬。常年沾水，还落下了关节炎，经常会腰痛、关节痛。

　　操白玉在几个月前也听到了长江要全面禁捕的消息，初闻时，她还有点儿开心，想着终于能到岸上去生活了，但算了一笔账后，她开始担心了。“两个女儿在城里打工，一个月两三千元，只够自己生活。我还要给她们租房子，50多平米，房租要1000元/月。我们夫妻俩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上岸后只能干些洗碗、打扫卫生的活儿，一个月两人加起来也就挣三千多元，怎么够生活呢?打渔好的时候一天还能挣七八百元。”操白玉不敢想象，若是不能打渔了，她要靠什么生活。

　　“退捕”已是大势所趋，再留恋再彷徨也得思考出路。余海生说，政府部门会组织技能培训，到时去看看，争取能进工厂吧。操白玉希望，上岸后能解决住的问题，要是能有养老保险就更好了。

　　记者了解到，渔业部门也在谋划渔民转业培训工作，对每户渔民按照一船一策一档的标准，详细摸清并登记家庭情况，为下一步引导渔民转捕为养进鱼塘、进工厂、进社区，分类精准帮扶累积详实的基础数据，努力确保渔民转业不失业、不陷贫，实现渔民身份与职业的蝶变。